蔡珠祥、张莲好夫妻，曾经是闻名全国的最牛钉子户，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小心翼翼地生活。 人们知道他们，是因为“天价钉子户”这个响亮的名头。事实上，他们的人生远比“天价钉子户”要丰富、跌宕许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美淘金，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圳;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建起小楼收租富裕度日;几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迁进程中，成为最牛钉子户因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曾经情比金坚的两人，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隐居于世……

　　一次次冒险、一次次抗争、一次次离别、一次次选择、一次次等待，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其实映照着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在这几十年中的时代写照。

　　偷渡客

　　当时宝安农民一天的收入是7毛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约70元港币，悬殊近百倍。蔡珠祥加入“逃港”大军，偷渡香港，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蔡珠祥、张莲好已经分开了，1700万拆迁赔偿分成4份。他们俩和儿子、女儿各一份。为了避免冲着巨款而来的恐吓和危险，两位老人换掉了之前的电话，散在城市的两个角落各自居住，与之前的生活彻底断了联系。

　　而上世纪60年代，他们曾经是蔡屋围村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郎才女貌。张莲好是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到蔡屋围村大队插队，有些文化，梳着一条黑亮的大辫子，面容清秀。蔡珠祥是村里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手，喜欢冒险，富有朝气，能让拖拉机在土路上开得飞快。“那个时候可以开拖拉机的，好比现在开劳斯莱斯的，厉害得很啊!”蔡许生(化名)是蔡珠祥的发小，在他的记忆中，蔡珠祥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曾经风光无限。

　　1969年，蔡珠祥与年长他3岁的张莲好成为夫妻，有了一个儿子，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1972年，张莲好又怀孕了，本就拮据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蔡珠祥决定加入“逃港”大军，偷渡香港，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在内地，蔡珠祥是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层劳工。和很多逃港内地人一样，蔡珠祥在香港只能从事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工作，洗碗、粘纸盒、做清洁，不过干得最多的还是建筑工，因为挣钱更多，每月300元。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有力气，身手灵活是最大的优势。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黑社会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令蔡珠祥惊讶的是，这里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许多，香港居民还用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机。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张莲好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她作为一个外姓女人，带着一双儿女，跟村里人的关系并不好，还受到排挤。有蔡屋围村的村民猜测，这也是后来张莲好下定决心要争取赔偿金、坚决不要物业补偿回迁的最主要原因，她不愿意再与村里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迁中扬眉吐气。

　　1974年，香港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市区，只要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而在该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则会立刻遣返内地。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然而，他没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资格。不过，也正因为这个身份，为他在后来拆迁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1979年初，在朋友的建议下，这个血液中流淌着冒险基因的年轻人决定展开更远一次的冒险——偷渡美国。但是，这一次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在南美的近10年中，蔡珠祥甚至放弃了回国的念头，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直到有一天，一个广东华侨告诉他中国已经改革开放，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他离家时候的样子了。

　　1988年，蔡珠祥从南美飞到香港，过境回到深圳。关于他回来的方式，村里人有两个说法，一是他购买了一张从厄瓜多尔飞往香港的机票，返深;二是张莲好借了2万元美金，去厄瓜多尔把阔别多年的老公接了回来。那一年，蔡珠祥38岁，张莲好41岁，他们分开已经整整16年了。此后，他再没有见过自己在厄瓜多尔的孩子。

　　包租公

　　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收租。蔡珠祥和张莲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许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艰辛。一个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无援，举目无亲，最多的时候她做了包括清洁工在内的五份工，生活仍艰难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寄回来的钱，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在几个受访的村民记忆中，这个女人的性格也越来越“硬”，有时候甚至执拗，很难说话。她在村里很少和别人搭讪，也很少与人产生矛盾，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异常忙碌，脸总是绷着，前额的头发倔强地立着。她就像热闹的蔡屋围村中的独行者。

　　1992年，深圳开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在原村委会基础上也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参与分红。但是，由于张莲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们二人均不能参与村股份公司的分红。虽然，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没有摆脱以宗亲为纽带的血缘股、家族股等。

　　由此，深圳的农业已经基本消失，城中村的村民们在祖先留下的地上“种”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房子，他们走上了这条毫不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一开始，蔡珠祥对无业儿子的前途十分担心，儿子甚至买瓶啤酒都要问张莲好要钱。1990年前后，和村里人一样，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轮的抢建风潮中，将自家房子加盖到四层，外墙上贴了光洁的瓷砖。村子里住满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滚滚而来的租金让蔡珠祥觉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他也不再担心儿子的未来，因为靠房子收租，根本不需要工作。

　　整个城市的开发改造带动了蔡屋围价值的提升，原住民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

　　此后，随着越来越多涌入的外来租客，村里的房子也不断“长高”。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村里的楼房多方正，六七层高，除了一道楼梯外，所有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一个个单独的房间，分别出租，每间租金600-1200元不等。在村里人的小楼中多是一房一厅等“小户型”时，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妇则选择了三房一厅的“大户型”。也许是因为蔡珠祥认为，“大户型”更加气派、风光，也显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见过世面，与村里人不同。阔绰的大开间套房确实让他们在村里风光了一把，但是到了实际出租的时候，每平米的实际收益和出租率却不如小户型。因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他们之需要一间房，一张床，却不需要落脚点有多宽敞、多舒适。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厅的小户型，6层小楼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每月坐地收租总额至少要比现在的万余元翻一倍。

　　尽管如此，蔡珠祥和张莲好仍旧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也许是巧合，他们拥有的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老街坊12号小楼，正是后来建成的京基100大厦的大堂位置所在地。

　　钉子户

　　蔡屋围城中村拆迁改造中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方案，蔡珠祥家是个例外。2006年9月15日，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蔡珠祥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成为中国“最贵的钉子户”。

　　2003年，经人民银行总行同意，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提出要扩建。扩建涉及蔡屋围原居民的拆迁和安置，考虑到原居民提出原地安置的要求，市政府研究决定以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扩建为契机，对老围片区进行整体改造，打造蔡屋围金融中心区，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项目批准立项后，2004年被列为深圳市以及罗湖区的重大项目。2004年，蔡屋围集团公司与京基公司签订了房地产开发合同，近46万平方米土地即将拆迁开发，蔡珠祥的房子也在其中。

　　当时提出的补偿安置方案是：1、产权调换。按现状查丈建筑面积“拆一补一”，回迁房的产权形式是市场商品房;2、货币补偿。按现状查丈建筑面积，补偿价格是6500元/平方米;3、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120平方米以内的部分，加上奖励奖金，货币补偿价格相当于12000元/平方米，剩余部分可选择原地回迁;4、原地回迁部分，过渡期内租金补偿为25元/月·平方米。

　　彼时，蔡屋围城中村拆迁改造是深圳市大规模改造城市中心城中村的头一遭，一开始并不顺利。负责拆迁的京基公司的工作人员伍青山记得，许多村民都采取了观望政策，因为不少人担心房子一旦拆了，补偿是否能够兑现。甚至还有少数村民以1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将物业转让给他人。

　　直到开发商提出一个附属方案：以1.2万元/平米收购村民原有物业一层，马上支付现金约140-160万元不等，用于村民在拆迁过程中过渡性购房，其余物业则等待几年后回迁房“拆一补一”进行产权调换。2006年，深圳市平均房价不足1万元/平方米。这个方案对于拆迁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2007年4月，386户居民中，380户签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绝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产权调换的方案。

　　2006年9月15日，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从红宝路一侧开始拆迁，蔡珠祥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

　　蔡珠祥家的6层小楼究竟值多少钱?他们先是要求1.2万元/平方米的现金补偿，遭到拒绝，开发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农民房，和周边的高楼大厦不能横向比较，因此价格更不能参考后者。此后2006年9月房地产评估机构给了价格是4089元/平方米，理由是宅基地实际不能流通，房子没有房产证。双方对房子价值几何的评价大相径庭。京基将补偿金提高至9000元/平方米，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

　　2007年3月，张莲好以网名“阿香婆”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南方第一高楼之征地拆迁令我感到弱势》的文章，拉开了这一出拆迁的大戏。这场拆迁的拉锯战从一开始就成为深港乃至全国媒体的报道热点，它具备太多吸引人的新闻元素：蔡珠祥的港人身份，《物权法》的颁布，上千万的天价赔偿，已经在迅猛飙升的深圳房价……老人与开发商，孤楼与新地标，这栋老楼的命运成为深圳旧城改造的标志性事件。

　　蔡珠祥将内地和香港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记录在一个小本上，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逐个打电话。为了防止开发商假冒记者抢走房产证，他将房产证存进银行保险柜，给记者看的只有复印件。

　　在这场拆迁保卫战中，偌大的工地上只有这幢6层小楼孤独而倔强地屹立着。蔡珠祥坚定地认为他手中抗争的砝码是媒体、胆识和法律，而法律是最重要的。同一时期出台的《物权法》为旧改拆迁再添变数，它成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有一阵，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钉子户”纷纷找到蔡珠祥学习取经，他就带着人家到书店买一本《物权法》。他振振有词地拿着《物权法》跟媒体说：“根据《物权法》，如果是像建地铁、政府机构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业利益，所以我可以和他们自由谈判。”

　　夫妻俩可谓“一文一武”。这边，蔡珠祥拿着《物权法》要谈判;那边，张莲好则用她的近乎偏执的强悍来表示决不妥协的决心。拆迁不仅留下了小楼，还留下了小楼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条小路。每天早上4点，张莲好都一个人拿着扫把，把头一天拆迁洒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认真扫去，每天一扫就是两个小时。2006-2007年连续报道此事件的一个记者回忆，每次见到张莲好，她头一句一定是：“这地是我家的，房子也是我家的，就是要他们赔!”

　　罗湖法院召集双方调解了4次，斡旋成了主要协调方式。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成为中国“最贵的钉子户”。那一年，他57岁，张莲好60岁。伍青山对那一天的场景记忆犹新，张莲好打电话给他要交钥匙。在小楼前，张莲好递过来小楼的钥匙，尽管她极力保持平静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无尽的凄凉。张莲好说：“青山，我现在啥也没有了，只剩下钱了，明天就睡在天桥下数钱去。”她离开的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越来越长，一步三回头，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楼嵌入眼睛里。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此后他们将相忘于江湖。

　　对于公众来说，赔偿金总额成为最大的八卦。两人挨个给记者打电话，告知这个他们认为“扬眉吐气”的结果。有记者至今仍记得电话中蔡珠祥那胜利者的口吻。也有参与报道的记者认为，夫妇俩一直都把媒体作为争取更多赔偿金的利用工具。

　　隐居者

　　蔡珠祥和张莲好分开了，1700万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至于张莲好，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

　　多数蔡屋围村民选择了物业补偿回迁，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户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户型的“组合”。位于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户住户中，业主300多户，租户1400多户。而这些业主几乎都是蔡屋围村被拆除的108栋楼的原村民。他们住在大户型的公寓中，大户型集中在一栋新楼中，位置好、户型大。罗阿姨家物业补偿建筑总面积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层的拆迁补偿金144万元，余下面积换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两厅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厅。目前小户型全部用于出租，每月租金总额约4.5万元。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况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拥有超过20套房产的。

　　还有一幢新开发的写字楼产权属于蔡屋围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红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组建物业公司对写字楼进行管理，村里不少年轻人在物业公司里面工作。尽管每个月的工资仅仅够汽车的油钱，但是他们仍旧很乐意去“上班”。无疑，这些村民已经成功跻身富翁行列，但是几乎所有村民都对记者的采访有些避讳。罗阿姨面露难色：“大家都以为我们发财了，其实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如果按照产权补偿的方式，蔡珠祥家708.3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按照均价3.5万元/平方米计算，保守估计目前的市值总额超过2400万元。

　　但是，如果仅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张莲好之所以坚决选择现金补偿的方式，抗争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原因是两人作为夫妻早已貌合神离，而现金补偿给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财产的方式。也许是巧合，现在的蔡珠祥和张莲好确实分开了。1700万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张莲好更换了电话号码，和村里人没了联系，因为钉子户行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迟了大家回迁的时间，他们成为全村“公敌”。蔡珠祥曾和别人说，张莲好没有再买房，而是租住在滨河新村。这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住宅区，离蔡屋围很近。但是，记者通过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张莲好的租赁信息。有一种可能，张莲好已经更换了住地，在连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张莲好用了别人的名字租下了滨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气，打开瓶盖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她生活得怎么样?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三房两厅131平方米的房子，购房和装修总价约200万元。他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房价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小，在蔡屋围老村外，他很难找到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和共同语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来”，蔡珠祥的普通话不好，说起来很费力。 每天，他6点起床，然后下楼散步，8点买菜回来，顺便带一份报纸，9点吃早餐、看新闻，眯着已经老花的眼睛逐页阅读报纸，午饭后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楼打会儿麻将。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时的“天价钉子户”。平日里他很少出门，“我也没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说，难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厅，吃吃久违的味道，是他一段时间里最幸福的时光。由于女朋友晕车，他们几乎没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没有买车，他说自己不需要，也没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儿子和女儿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最牵挂的人是年幼的小孙子。他时常还会想起做钉子户那段轰轰烈烈成为公众焦点的时候，时常拿出那本记录着各个媒体记者电话的小本来反复摩挲。对未来，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平安过一天就是一天。“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围呢?我在那里没有房子了，别人也不欢迎我。”说到这儿，蔡珠祥很是无奈。

　　和蔡珠祥一样选择住在“外面”的人几乎没有，村里人因为物业补偿，回迁还是住在一起，他们普遍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回迁入伙时，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楼惊呼：“每天爬楼怎么吃得消啊?”当搭乘电梯“回家”后，这个村民感叹道：“坐电梯还是比爬楼梯舒服啊!”拆迁前，有车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为数不多几个有车一族，车子在村里只能乱停放，车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经常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家都购买了私家车，车库中几乎看不到20万以下的车型，很多家都有两台以上的汽车。 老村民蔡叔听人说，蔡珠祥曾经在去年通过中介想买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来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卖房子给他?他当钉子户是出名了，但是当时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环境变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初一、十五，村民们会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烧纸拜祭，老人中心几十个麻将桌每天都很热闹。蔡叔乐呵呵地说：“原来是一家一栋，现在是楼上楼下，还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们有着价值千金的物业，有着每月数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厦后快节奏的城市节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适应的，于是虽然旧改已经将蔡屋围村从深圳版图上抹去，但是他们仍旧习惯只和村里人来往，对同族人身份认同而怀念。

　　现在，蔡珠祥仍旧肯定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时有当时的情况，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现在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我已经很庆幸、很安心了。”

　　无论是选择偷渡的冒险，还是建房时户型的选择，又或者是拆迁时选择的赔偿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妇都没有“随大流”，都没有安分地等待命运的安排，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但是，命运好像给这对勇于冒险的夫妇开了玩笑，每一次选择他们好像都处于“下风”。

　　是命运吗?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切发端于1972年，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走出家门，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时候，他还是个强健的年轻人，充满梦想，现在他只是个老人，只想安度余生。